在美国的轮番施压下，2025年中国造船行业数据依旧亮眼。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中国造船厂2025年新增载重吨（DWT）为1.078亿吨，同比下降4.6%，占全球市场份额69%，较2024年的74.1%有所下降。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造船业的领导者，在竞争对手面前取得了显著领先优势，市场份额仅有几个百分点的小幅波动是完全正常的，目前中国已无需再纠结于这些边缘变化。”
数据显示，韩国船企新订单份额从2024年的15.5%上升至2025年的21.6%，而日本同期的订单份额则从7.1%降至6.2%。
至于中日韩之外的国家，在商业造船领域已基本不具备竞争力。
灯火通明的中国造船厂。
在美国方面看来，按照上述趋势发展下去，未来十年全世界多数大型远洋船舶都将在中国建造，而同期美国造船能力的下降已经成为严峻的“安全问题”。
中国造船厂多采用军民融合战略，把民船建造所需的技术、物资、场地、人员和军船建造紧密融合起来，源源不断的民船订单间接支持了中国军工综合体的发展。
而现阶段美国所占的全球造船份额不足1%，如果想在短期内振兴造船业，中国的产能它无法转移，只能把歪心思放到韩国和日本身上，以关税等名目抢夺日韩造船产能。
可即便强取豪夺，也很难解决美国造船能力空心化的问题，因为产业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从根本上讲，美元币值的长期高估就注定了美国将失去大量对成本敏感的中低端制造业。
在冷战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因汇率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内部制造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失，产业工人群体遭受重创，其赖以谋生的技能变得一文不值，面临失业、返贫或转行困扰。
时至今日，由于美国服务业薪水过高，已经不再有人去扮演熟练技术工人的角色，除非大量引进外国移民——跟特朗普的政策背道而驰，否则几乎不可能重振造船业。
1982年5月，第六机械工业部改组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事实上，正如中国高铁、中国汽车所经历的艰难发展历程一样，中国造船业也是从“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军手里只有接收自国民党的少量旧船，难堪大任；由于缺乏造船能力，我军在金门战役、海南岛战役中只能采取偷渡的形式，大量使用危险系数极高的“机帆船”而非现代登陆舰。
五十年代初，恰逢二战后各国大裁军，英国急于廉价抛售二战旧船，于是中国便通过香港的渠道和英国达成了购买退役旧舰船的协议。
怎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让中英之间的接洽沦为泡影，西方世界从此开启长达数十年的对华禁运。
这一时期，中国强烈依赖苏联造船技术与苏联海军淘汰下来的旧舰。
1952年4月22日，中国海军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购买驱逐舰等装备事宜，苏方态度犹豫，万般无奈之下，中国只能采购了几艘退役舰艇，而且价格奇高。
1958年11月，我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跃进”号在辽宁省大连造船厂下水，当时中国船厂只负责建造，成套设计图纸和设备材料都是从苏联引进的。
1958年大连造船厂。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新世纪以来，中国造船业发展迅猛，从最初的散货船、油轮和集装箱船等三大主力船型，到自主批量设计建造大型LNG船、大型邮轮、载人深潜装备、极地探测装备以及各类深水油气资源开采装备。
海军舰艇方面更是突飞猛进，各种大型水面舰艇不断“下饺子”，时常出现“一年下水一个英国皇家海军”的惊人场面。
福建舰
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拜登政府的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坎贝尔认为，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小国是靠先发技术优势崛起的。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凭借工业化先发优势主导世界，但这种主导地位是短暂的，待到德国和美国崛起——部分归功于英国工业技术的传播——很快实现了比欧洲西北角一个小岛更大的规模。
1870年到1910年间，随着美国和德国赶上并超越，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下降了一半，而这种变化迅速转化为军事态势的变化。
英国领导人和战略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末，英国国内就出现了担心“更大规模的高度组织化国家”的声音，冷战期间苏联领导人更是有句名言——“数量本身就是质量”。
简单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平等化，人口更多、组织性更强的国家会逐步扩大规模，最终超越体量较小的先行者，这种动态贯穿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
美国曾凭借体量优势在上个世纪从中受益，赶上了欧洲工业化的浪潮，然后利用其大陆规模和更多的人口击败英国、德国和日本。
今天，中国正从这种动态中受益，而美国则面临着技术上被超越、经济上去工业化以及军事上被规模和生产能力限制的风险。
在当今时代，战略优势将再次归于那些能够大规模运作的国家——中国拥有规模，而美国没有，美国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结成产业同盟，只不过当下特朗普政府正在破坏这种关系。
规模庞大的上海长兴岛造船基地。
在中国制造全面进步的今天，美国唯一有可能重振传统制造业的方法就是脱钩，也就是拜登时期宣传的所谓“去风险化”。
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奋勇前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局面。
渐渐地，几个主要大国和一些地区强国开始希望分散风险——主要大国试图打造属于自己或己方阵营的完整产业链，地区强国则尝试做风险对冲，不再将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美国认为，只要西方国家全部都用自己内部制造的船舶、将中国排除在外，就可以重振自身制造业，简单来说就是“逼着大家买美国制造”。
拜登时期之所以韩国、日本等国家比较兴奋，愿意追随美国“去风险”，是因为它们可以从中分一杯羹，比如西方内部的造船订单很可能集中到日韩两国。
怎料特朗普上台后变本加厉，愈发贪得无厌，硬要将产能转移至美国本土，其重振造船业也就更加遥遥无期，反而间接巩固了中国造船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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